“勢”之使然:武漢城市盛衰的歷史解讀

欄目:歷史 ┊ 發布時間:2018-10-31 ┊ 人氣:

  摘要:自近代以來,武漢的幾次“崛起”與“塌陷”并不是某種具體原因決定,而是人為作用、國家政策、社會觀念、城市管理體制、自然地理與交通、現代技術革新等多種因素造成的。根據它們在城市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筆者將這些因素的影響歸納為時勢、地勢、城市功能演化趨勢三個大的方面。令人欣慰的是,隨著武漢城市圈建設“兩型社會”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重構“九省通衢”“腹地聚散中心”的地理――交通――商貿中心格局,以及沿海制造業向內地轉移、國家中部崛起戰略的提出,武漢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 

  關鍵詞:武漢城市盛衰; 時勢; 地勢; 城市功能演化趨勢 
   
  考察歷史,武漢最初主要是作為軍事堡壘和政治中心存在的,唐以后其經濟中心的功能開始顯現并逐步成為區域經濟中心。明代中葉以迄近現代,武漢曾經有過三次發展高峰。第一次是明清之際,隨著漢口的迅速發展,武漢迎來了其城市發展進程中的第一個高峰,成為名聞全國的四大名鎮之一;第二次是晚清時期,漢口開埠后,武漢在經歷了太平天國戰亂之后又奇跡般地崛起,一躍為晚清洋務重鎮,社會經濟超過廣州,與天津爭勝,直追上海,成為享譽中外的“東方芝加哥”;第三次高峰是新中國成立后,隨著“武”字號大型國營企業的興建以及“三線”建設對武漢工業和交通樞紐地位的強化,武漢再次崛起,成為華中地區最有影響力的城市之一。 
  然而,在我們將武漢的勃興稱之為“崛起”時,便意味著其興盛并不是長期持續的,其發展亦有“塌陷”之時。1984年,武漢工業總產值還位居全國第四位,到2003年武漢的城市綜合競爭力排名已經落后至第16位,到2006年更下降至第22位。 
  武漢的“塌陷”之端倪始于何時?如何理解武漢歷史發展中的興盛和衰落?武漢怎樣才能實現“中部崛起”?這些一直讓當今武漢人民苦苦思索的問題,其實也被往昔武漢人所探討,所追尋。讀者諸君如若不信,乾隆時期所修的《漢陽府志》中的一段話可以證明: 
  漢口一鎮耳,而九州之貨備至焉。其何故哉?蓋以其所處之地勢則使然耳。武漢當九州之腹心,四方之孔道,貿遷有無者,皆于此相對代焉,故明盛于江夏之金沙洲,河徙而漸移于漢陽之漢口,至本朝而盡徙之。今之盛甲天下矣。夫漢鎮非都會,非郡邑,而火煙數十里,行戶數千家,典鋪數十座,船泊數千萬,九州諸大名鎮皆讓焉,非鎮之有能也,勢之使然耳。 
  乾隆時期,漢口為天下四大鎮之首,達到傳統農業社會發展之鼎盛時期。《漢陽府志》的編撰者在記述漢口的繁華世相之時,難能可貴地思考繁華背后的社會――歷史動因,推出了一個頗有見地的觀點:在城市作為政治中心和軍事中心而存在的傳統農業社會,作為“非都會”、“非郡邑”的漢口,之所以發展成為“九州之貨備至”的商業中心,直接原因是“蓋其所處地勢則使然”,深刻原因在于“非鎮之有能也,勢之使然耳。” 
  何為“勢”?在武漢城市興衰中發生作用的那些“勢”又是什么? 
  “勢”是中國傳統歷史哲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意即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和趨勢。司馬遷在作《史記》時曾提出“因勢利導”。劉知幾在作《史通》時總結歷史發展規律說:“古今不同,勢使之然。”唐代柳宗元在評論和分析郡縣制代替封建制的歷史過程時也說這一歷程“非圣人之意也,勢也。”明清之際的王夫之也強調“勢”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和客觀過程,“勢者事之所因,事者勢之所就”。 
  “所處之地勢則使然耳”,“非鎮之有能也,勢之使然耳”。《漢陽府志》反復強調的所謂“勢”,是想表明漢口的興盛有其內在的歷史必然性。顯然,“勢”在這里不是一個簡單的地理優勢,而是指時勢、地勢和城市與周邊地區生態關系與“形勢”等因素的復合物,這些因素相互關聯,共同作用,于是歷史的機緣出現了。造成這一歷史機緣不僅包括傳統農業社會的大背景,以及以木船為主體的水運交通體系,還包括江漢平原乃至整個兩湖地區較為富庶的物產所提供的可供市場交換的物質基礎,所有這些共同構成了清代漢口傳統城市發達和繁華的基本條件,漢口獨有的地理優勢也因此轉換為發展優勢,形成了所謂的不得不發達,不得不繁華的那種必然的“勢”。 
  宋儒蘇洵曾說:“天下之勢有強弱,圣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機。”通過對這“勢”的解讀,我們不僅能找到了清代漢口發達和繁華的內因,同時也找到了一個解讀武漢在近代的崛起和民國中期的衰落,以及當代武漢城市盛衰的視角。自近代以來,武漢的幾次“崛起”與“塌陷”并不是某種具體原因決定,而是人為作用、國家政策、社會觀念、城市管理體制、自然地理與交通、現代技術革新等多種因素造成的。根據它們在城市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我們可以把這些因素的影響歸納為時勢、地勢、城市功能演化趨勢三個大的方面。 
  第一,時勢。時勢指的是城市發展所處的特定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條件,包括社會制度、經濟格局、政治形勢,以及國家的經濟政策等。 
  城市盛衰始終與歷史發展的大勢密切相連。我們看到,武漢歷史上的三次“崛起”有著特定的發展條件與時代背景。武漢第一次發展的高峰為明清之際,這一時期正是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發展的成熟期。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發展是由北向南,由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漸次推進的。伴隨這一歷史進程,武漢在唐朝以后開始有顯著的發展,至明清之際更異軍突起。以“長時段”的歷史眼光看,武漢在傳統農業社會時期城市興盛的過程大約與中國南方經濟的開發進程同步。 
  在中國傳統的農業社會,城市主要是作為政治軍事堡壘而存在的。而這一時期的漢口卻與同時代的其他城市有所不同,它非郡邑,非都會,也就是說它既不是軍事城堡,也不是府縣都城,而只是一個商業市鎮。盡管中國傳統農業社會重農輕商,但商業仍然是國計民生所必需,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仍需進行內部循環。漢口九省通衢地理位置使得其商業重鎮的地位凸顯,時逢運會,成為與京、蘇、佛山并稱的“天下四聚”,成為傳統社會商品內部循環系統有數的幾個中心之一。 
  1840年的鴉片戰爭使得中國的“大勢”完全改變,中國社會開始轉型。在這種特殊的“時勢”下,武漢迎來了發展的第二次高峰。 
  鴉片戰爭后,在外部因素的推動下中國開始由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轉型,長期封閉的國度被迫向西方開放。但《南京條約》被迫開放的五個通商口岸局限于東南一隅,英國資本主義企圖全面打開中國內地市場的巨大貪欲受到遏制。因此,出于將整個中國納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體系的目的,英國殖民主義者迫切需要“把商業向五個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進逼”。[1]于是,在逐步了解中國的市場格局后,侵略者的目光轉向了長江沿岸城市,將觸角伸向中國內陸,漢口獨特的地理位置被西方看好,成為英法等列強將通商口岸向內地進逼的首選。第二次鴉片戰爭后英國人終于如愿以償,1858年簽訂《中英天津條約》,漢口、九江、鎮江三個沿江城市被迫開放,內陸市場大門洞開。 
  開埠伴隨著屈辱,開放同時也蘊含著發展的機遇。從純商業的角度看,作為長江流域的經濟中心,漢口商業勢圈非常廣大。洋人要搶占中國內地市場,必須首先占領漢口市場;內陸傳統商圈要打破封閉的內循環走向國際市場也要借助武漢通江達海的地緣優勢。因此,武漢這種深處內陸堂奧又直通沿海的雙重優勢,在門戶洞開后迅速凸現。 
  如果說上海是列強進入中國最重要的門戶,那么漢口則是連接廣大內地與上海的橋梁。在整個中國近代對外開放的大格局中,武漢(漢口)主要是通過和上海的聯動來影響內陸廣大地區并加強自身地位的。“上海者,為中國貿易之總匯;漢口者,為內地貿易之中樞,揚子江流域其它各港,皆不過此兩地之附庸而已”。西方――上海――漢口――內地和內地――漢口――上海――西方,在西方經濟和文化輸入和中國商品輸出的雙向流動中,武漢和上海成為兩個最重要的節點。這種重要的開放――經濟戰略格局,使武漢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不僅在較短的時期內完成由國內商業轉輸中心向國際性商業都會的轉型,而且迅速崛起為僅次于上海的國內第二大經濟中心和國際性城市“東方芝加哥”。 
  武漢發展的第三次高峰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后。這一次大發展則是建立在新中國努力從農業國向工業國轉化過程中大規模工業建設的基礎上的。新中國成立后,中國面臨著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雙重任務,加速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時間緊迫,任務繁重,武漢作為一個有著傳統工業基礎的華中重鎮,在國家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布局中,理所當然的充當起率先實現工業化領頭雁角色。隨著一批“武”字頭企業在漢興起,武漢迎來了又一個發展的高峰。 
  歷史上的興衰榮辱反映出“時勢”有其自身的客觀規律,但歷史是人類運動的過程,歷史的規律并不排除人為因素對歷史進程的影響。考察武漢歷史,我們也發現其發展的三個高峰,尤其是后兩個發展高峰均與國家宏觀政策的支持密不可分。 
  明清之際,武漢的繁榮總體上帶有自發性質,在農業社會的背景下,政府無意于城市和商業的整合與發展。但漢口的繁榮仍然與國家宏觀經濟政策有關。在漢口商業――市場結構體系中,鹽與漕糧是貿易的大宗,正是這兩大商品支撐和帶動漢口市場的繁榮。清初,戶部規定漢口為“商船聚集分銷引鹽之所”,除兩湖地區所食之鹽全部取給于漢口外,外省許多地方的引鹽也在此分銷。兩湖、四川是當時全國最大的商品糧產地,而漢口則是其匯聚分銷之所,不僅江、浙、閩三省的糧食主要依賴于漢口市場,而且京津漕糧亦由此轉運。可以這樣認為,正是由于引鹽、糧食兩大關系國計民生的生活必需品的供應,漢口才因此確立了其在中國傳統社會獨特的中心城市地位。 
  晚清之際,為了強化對長江流域的統治,并抑制湘淮集團的發展,清政府將張之洞由粵調鄂。張之洞在政治上一直是李鴻章等人的批評者,但思想并不保守,同樣主張發展洋務以振興國家。張之洞以督修盧漢鐵路的名義來到武漢,但他的任務絕對不是僅修一條鐵路。由于武漢地理位置重要,清政府將張之洞派到這里是要他在這里建一個能夠與湘淮集團抗衡的中心。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清政府將鋼鐵、軍工和紡織產業布點于此,并給予了大量的特殊政策以促進“湖北新政”運動的展開。在這些有利的情勢下,武漢開放雖比沿海一些城市晚了20多年,但后來居上,成為后期洋務重鎮和中國近代工業的搖籃。 
  如果說,晚清武漢的崛起受益于清廷的扶持政策,那么,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武漢再次引起世人關注,更與國家宏觀經濟戰略對武漢的傾斜有直接關系。當時由于特殊的國際形勢,經濟中心由沿海轉向內陸,武漢深處堂奧又通江達海的區位優勢,引起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中國領導人的關注,將大量的工業建設項目放在武漢。“一五”期間,國家重點建設由蘇聯援助的156項工程,其中就有7項在武漢,包括武漢鋼鐵廠、武漢重型機床廠、武漢鍋爐廠、武昌造船廠、武漢肉類聯合加工廠等。這些被武漢人親昵稱作“武字號”的大型國營企業,奠定了武漢引以為傲的工業基礎。1957年,長江第一橋――“武漢長江大橋”建成通車,打通了京漢、粵漢鐵路,“天塹變通途”,大大促進了南北物資交流。武漢長江大橋的建成,在武漢城市發展史上是一個標志性的事件,它意味著武漢從此成為長江水運(東西)和鐵路運輸(南北)的樞紐。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國際、國內形勢發生變化,為加強國防和戰備,我國開始了“三線建設”。“大三線”建設大致是以甘肅省烏鞘嶺以東、山西省雁門關以南、京廣鐵路以西和廣東省韶關以北的區域。我們今天所說的廣東、上海、北京為中心的三大經濟圈,顯然都被圈在了“三線”之外。 “三線建設”使我國西部地區經濟走上工業化軌道的同時,也使武漢獲得了大量的經濟建設資源。武漢在當年的這場“西部開發”運動中,不僅充當了經濟自東向西發展的橋梁,而且還收獲了包括青山熱電廠在內的一批國家級大項目。“三線建設”加快了武漢的物流樞紐和重工業的建設,武漢交通樞紐和工業重鎮的地位更加突出。 
  二十世紀后,隨著新舊軍閥割據、混戰,以及接連而來的戰爭,武漢成為軍事與政治斗爭的橋頭堡。蔣介石南京政權為了反共及抗日的需要,更多地是要強化武漢的政治、軍事作用,第一次國內革命期間武漢成為國民黨圍剿中國共產黨革命武裝的中心,是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所在地。抗日戰爭期間,武漢先是抗戰的中心,繼而又成為日軍與中國抗日軍隊對峙的前沿。在這種動蕩的政治格局與激烈的軍事斗爭的情勢下,武漢不僅沒有發展,反而元氣大傷,一蹶不振。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國民黨當局對武漢地位的偏狹認識以及對其經濟發展的忽視,曾經引起有識之士強烈不滿,我們從《市政評論》上翻檢出的一篇文章,就曾大聲呼吁政府應重視武漢的經濟戰略地位。文章認為,無論是從國防還是從經濟角度考慮,中國少數僅有的重工業、工廠、大商家、大銀行大半集中在上海等沿海城市是很危險的,同時必須在內地選擇一些城市進行重點建設,但是,“在內地選擇一個適宜的地點,作為工商業的中心,是不易的。只有天然的優良條件,未具相當的政治的經濟的基礎,是不夠的。我們從各方面觀察及研究,認為武漢三鎮是最應當積極建設的內地城市。在歷史上,武漢有其特殊之意義,它不但為國人所重視,同樣的為國際間所注意;在地理上,武漢居全國中心,扼大江上下游的咽喉,為軍事上必爭之地,在國防上有重要意義;在經濟上,武漢是華中物產匯聚及運銷的所在,是長江上游的‘生命線’;此外,就交通言,它是全國三大交通干線的交接點;就工業言,它有歷史較久規模可觀的各種工廠;這些物質的及社會的條件,在內地是找不到第二個的”。“我們根據上述的分析認識了武漢的重要,我們可以說:建設武漢是一個國防的問題,是一個中國現代化的問題,是一個與全國有關的問題,不是一省或一地方的問題,假如現在我要喊口號的話,我當首先喊:中國要致力于都市建設!政府應積極建設武漢”。[2]這里,作者將武漢的建設放在全國宏觀發展空間維度和國家國防尤其是現代化發展的戰略高度來做系統、綜合考慮,喊出的口號至今仍讓人覺得猶言在耳,振聾發聵。 
  改革開放初期,武漢也曾率先開放。1984年,國家批準武漢成為首批城市經濟體制改革試點城市,重新確立“武漢是長江中游地區的一個重要經濟中心”,武漢率先進行城市改革試點,“對于搞活華中地區經濟,探索省會大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路子,以及充分發揮大城市的經濟中心城市作用,都具有重要意義”。在中央政策的強力推動下,武漢掀起了改革的熱潮,建設了中國第一個小商品市場――漢正街,設立了中國第一個企業孵化器,建成中國最早的企業產權轉讓市場,等等。武漢創造出了中國眾多的第一!但武漢并沒有因為“醒得早”而勃興,相反不久以后武漢就感覺被丟失了。2000年的一項排名,讓“天下第一街”漢正街遭遇當頭一棒:漢正街從全國十大批發市場的“老大”退至“老八”。鶯歌電視、荷花洗衣機、希島冰箱、長江音響,這些曾經令武漢人引以自豪、而且在全國也叫得響的品牌,相繼淹沒在無情的商海浪潮中,并從此銷聲匿跡;一大批老“武字號”中央企業苦苦掙扎,小“武字號”市屬企業幾乎全軍覆沒。興衰,似乎就在一夜之間。 
  對于武漢的困難和尷尬,有學者把它總結為“中部塌陷”。造成“中部塌陷”的原因當然多種多樣,或許與改革的思路相關涉(重“兩通”而輕制造業發展),或許受制于武漢人的城市文化秉性(“醒得早,起得晚”),但從國家政策導向的影響程度看,“中部塌陷”與國家沿海發展戰略可能關系更直接。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經濟再次轉向外向型,在優先發展東南沿海城市的大政策下,武漢長期與國家重點扶持政策無緣,許多經濟機會一再與武漢擦肩而過,在不斷被邊緣化的過程中,各種資源尤其是人力資源、技術知識資源向沿海開放城市流失。雖然目前還存在中部經濟這個名詞,但中部諸省之間傳統意義上的經濟聯系似乎正在解體――江西、安徽在加強和江、浙、上海的經濟聯系,湖南主要是融入大珠江三角洲,武漢作為中部中心的地位實際上名存實亡。當社會經濟以外向型發展為主,而內生的力量又不足以支撐這特大城市的機器運轉時,武漢便不可避免地落后了。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是武漢此后長期衰落的起點,這種衰落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政治腐敗,戰亂頻仍,兩次大水……,但交通格局的改變使武漢傳統商業中心地位動搖則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從歷史發展的經驗看,古今中外由于商路的變遷致使城市衰退甚至淪為廢墟的例子屢見不鮮。而商路的變遷實際上是社會經濟整體格局變化的表現,它與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方式的變化有直接聯系,其變化有其內在的規律。 
  武漢近代的盛衰很容易讓人想起張之洞。1898年,由粵調鄂任湖廣總督,督修蘆漢鐵路,從此他在武漢大規模舉辦洋務事業,開始了他的“湖北新政”運動。“湖北新政”的目的本是通過改革挽清政府的統治于危亡之中,未曾想孕育了一場革命,有人因此稱辛亥首義是張氏“種豆得瓜”的結果。其實張之洞“種豆得瓜”還不止這一件。就修筑鐵路而言,張之洞本為了提升和加強武漢“九省通衢”的地位,未曾想正是近代鐵路交通的發展讓武漢在中國近代經濟格局中由中心逐漸變成邊緣,這不也是“種豆得瓜”嗎!如此看來,武漢在近代的崛起和后來的某些衰退都有某種客觀的歷史的必然性,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建國以后,在內向型經濟格局和當時的運輸條件下,長江在國內經濟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被譽為“黃金水道”。作為長江中游最重要的城市武漢再次受惠于長江航運。然而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后,很長一段時間,對外開放的重心在廣州、深圳,其格局類似于周以讓所談的番禺(廣州)變成自由市,開放重心由東(上海)向南(廣州)遷移。這種格局對于傳統的滬漢聯動是一種巨大挑戰,武漢的邊緣化趨勢逐漸顯露。湖南、江西、安徽甚至西南各省的物資轉輸不再經過武漢,而直接流向了廣州、深圳等沿海城市。同時隨著交通條件的改善,高速公路運輸、航空運輸異軍突起,內河航運逐漸衰落,武漢作為貿易與交通“中點”――“終點”樞紐地位不再,城市被邊緣化的趨勢更加突出,武漢也隨之落寞了。 
  歷史的發展證明,地理環境和交通格局是影響城市發展的重要因素,但它又是可變的因素。武漢居天下之中,地理環境和交通條件得天獨厚,但是這些優勢不會自動變為發展的動力。改革開放初期,漢正街因為地利,迅速發展壯大,成為全國最知名的小商品批發市場,影響力遍及周邊各省。但隨著各地經濟的發展,漢正街卻一步步地衰落了。后期的義烏小商品市場在地理和交通格局上的優勢遠不及漢正街,但它卻發展成為一個國際性的商品交易市場,把漢正街這個老大哥遠遠地拋在后面。原因是什么呢?這恐怕得從義烏周邊高度發達的小商品生產和完整的產業結構中找原因。我們看到以物流為中心的現代服務業已不再是單純的服務業了,它已經與制造業緊密地捆綁在一起。武漢在交通上的獨特優勢依然存在,不過要讓它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恐怕還得從制造業的發展入手。 
  因此,武漢發展的歷史實際上給我們兩個方面的啟示。啟示之一是武漢歷史上繁榮大都得益于交通和地理優勢,如何發揮武漢位于中國經濟地理中心的優勢,重構“九省通衢”“腹地聚散中心”的地理――交通――商貿中心格局,實乃實現“中部崛起”的關鍵所在。啟示之二,在重構地理、交通、商貿中心的同時,增強城市內在經濟實力,完善城市功能結構亦至關重要。二者相輔相成,共同構成武漢崛起的內外因。 
  第三,城市內在功能演化趨勢。談到城市發展之“勢”,除了要考慮外部因素外,還要關注城市內在功能的演化趨勢。從早期規模有限的城堡,發展到如今特大城市,武漢城市的內在功能也經歷許多變化。 
  在第一次發展高峰時期,作為三鎮之一的漢口的城市經濟功能是非常突出的,在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下甚至可以說是“鶴立群雞”。明清之際漢口最主要的城市功能就是它的市場功能。此時的漢口不僅是湖北地區的商業中心,而且是華中乃至全國部分商品集散地。十八世紀中葉,漢口市場以“鹽、當、米、木、花布、藥材六行最大”,有所謂“漢口六大行”的說法。到十九世紀初,漢口市場進一步擴大,商業行幫又有八大行之說。作為中轉市場這一角色,武漢市場的輻射力和吸引力就幾乎波及整個長江流域。 
  盡管漢口在清代中葉達到了舊時代應有的發展高峰,但武漢仍然是一個傳統的區域性交換中心。武漢欲超越地域局限,走出內部循環的商業勢圈,建立更為開放的市場體系,實現城市的近代轉型,需要一種新的“勢”,一種有別于傳統的異質的推動力,這種力量在晚清時出現了。 
  在晚清,有兩個重要的歷史節點,標志著武漢城市發展內在趨勢的改變。1861年開埠,漢口被開辟為條約通商口岸,由一個以區域交換市場為主體的內陸商業市鎮迅速上升為開放的國際性城市;1889年――1907年張之洞督鄂實行“新政”,武漢由功能單一的政治、商業性城市向復合型現代性的工商城市轉型。這兩次城市功能的轉變均為武漢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城市也因此迅速發展,成為令人艷羨的“東方芝加哥”。 
  晚清武漢的“崛起”源于其城市經濟功能的加強。無論是作為內地的國際性商品轉輸與集散市場,還是新興的近代制造業中心,武漢新增的兩大城市功能同樣是其它城市難以比擬的。這也是武漢在當時能夠傲立群雄的重要原因。 
  新中國成立后,在國家新的發展戰略下,武漢又被賦予了新的城市功能,武鋼、武鍋、武重、長航等企業和單位紛紛落戶武漢,一大批高校科研院所相繼建立,其數量僅次于北京、上海,居全國第三位,成為華中地區輕、重工業的基地、長江航運的中心和科教文化中心。 
  從總的發展趨勢看,武漢內在城市功能的轉變基本上延續了一條由單一功能向復合功能演化的方向。每一次城市功能的增加都會帶給城市新的發展機遇。同樣每當城市處于“塌陷”之際,往往是它城市功能弱化之時。 
  進入二十世紀后,武漢的發展步履蹣跚,城市地位也逐步降低。究其原因,與城市內在功能的變化有很大關系。近代以來武漢崛起,與其具有國際特征的現代復合型工商業城市功能密切相關。不過一戰以后,武漢的城市功能卻開始衰退了。晚清以降,直至民國時期,由于天災、戰亂以及南京政府的政治需要,武漢的政治和軍事功能日益凸顯,工業和商業功能則逐步弱化,以紡織業為例,張之洞時代,武漢僅次于上海,但1930年后逐漸后移,1934年,產紗量降至第8位。時人感嘆曰:“反觀今日武漢工業,仍停滯不進,坐見外貨輸入日增,利權外溢,更令人不能不追念文襄而生今無其人之嘆也!”[8]對外貿易方面,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后,武漢對外貿易在全國主要通商口岸城市中的排序不斷下滑。1910年至1917年,漢口直接對外貿易額僅次于上海,居全國對外貿易大埠第2位。1930年后,位置不斷后移,1936年其對外貿易額占五大商埠(上海、天津、漢口、廣州、青島)的第末位,上海高達90400萬元居榜首,而漢口僅4500萬元。直接對外貿易下滑更盛,一度降至第10位,甚至不敵哈爾濱、安東等城市。 
  總體而言,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后,武漢的開放性特征逐步減弱,內陸封閉性城市特征日益凸顯。由于其所具有的開放的國際性商埠功能的弱化,武漢與外部的聯系減少,城市影響力下降。1956年對于武漢也是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年份,這一年武漢海關閉關,標志著武漢以對外貿易為主體特征的對外開放宣告中歇。新中國成立后,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進行經濟封鎖,我國對外經濟貿易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在“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口號下,經濟發展以內向型為主,武漢作為長江流域對外交流的經濟中心的作用不再重要,逐步喪失了過去發展的優勢。 
  為建立自己獨立的工業體系,建國以后,我國開展了一系列工業建設活動,確定了武漢作為一個工業城市的基本功能。但由于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對發展工業的重點關注,武漢的商業功能卻被大大弱化。在計劃經濟的條件下,商業的發展也沒有特別的需要,武漢的經濟在這一時期主要體現為經濟的內部循環,外部循環遭到削弱,使得武漢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經濟發展缺乏動力,城市現代化進程發展緩慢。 
  面對長期停滯不前的困境,改革開放之后,武漢也在努力尋找如何破局的良策。為此,武漢市政府提出了“兩通起飛”的發展戰略。不可否認,“兩通”戰略在推動武漢城市發展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其不足之處這一戰略只是單純地注意到了武漢經濟活力不夠的問題。“兩通起飛”盤活了經濟,但在政策上確有矯枉過正之嫌。這一戰略強調了城市的流通功能,但忽視了現代制造業功能在武漢城市發展中的作用。如果從城市功能的內在演化趨勢看武漢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后的“塌陷”,城市工業化進程放緩,現代制造業萎縮,“喝的是珠江水,賣的是上海貨”,武漢單一的商業功能使城市發展缺乏動力和后勁。 
  令人欣慰的是,隨著我國內向型經濟的快速發展,沿海制造業向內地轉移,以及國家中部崛起戰略的提出,武漢城市功能正在重組和優化,不僅傳統的城市優勢再次表現出來。隨著高新技術、現代服務業的快速發展,武漢高新技術、文化教育中心、現代制造業中心、交通樞紐中心、現代商貿物流中心地位開始顯現,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 
  歷史證明,城市功能的演化與完善是一個與時俱進的歷史過程,從傳統農業社會到近代工業社會再到現代信息社會,城市自身的發展和對區域的影響力始終受制于城市功能的進化與完善,武漢歷史上三次發展高峰無不與之有關。從這一個層面看武漢城市興衰史,實際上也是城市功能強弱消長的歷史。作為華中地區最有影響力的特大城市,武漢要大發展,必須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時,按照時代發展的要求不斷強化城市的現代制造業、現代服務業、高新技術產業以及現代教育文化等多重復合功能。城市的功能要現代化、多樣化、復合化。 
  人類最偉大的成就是她所締造的城市,城市代表了我們作為一個物種具有的想像力的恢弘巨作,證實我們具有能夠以最深遠而持久的方式重塑自然的能力。城市也是一本書,它記載和表現了我們的生活,我們的思想。美國著名城市史學家劉易斯?芒福德說:“人類用了5000多年的時間,才對城市的本質和演變過程獲得了一個局部的認識,也許要用更長的時間才能完全弄清它那些尚未被認識的潛在特性。”[9]對于武漢,我們對它的認識還是初步的,對它盛衰的解讀與發展趨勢展望還須進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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